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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昂人生:从“草鞋队”到“五大机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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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04-23 08:52     来源: 蚌埠新闻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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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明义近影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王明义1949年1月5日在淮海战役中受伤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1952年,王明义(右一)与空压机厂的同事在淮南参观学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蚌埠机床厂试制的小飞机  

【人物简介】

王明义,1922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巢县,1938年12月参加革命,193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8年12月参加新四军巢县抗日游击大队一中队,1939年5月编入新四军第五支队第8团,曾任团政治处机关党支部书记和新四军第二师第4旅、第6旅青年干事、党支部书记、作战参谋等职,长期战斗在皖江、淮南、淮北抗日根据地。解放战争时期,曾任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第4师司令部和第11团作战参谋,参加了宿北战役、孟良崮战役、济南战役、淮海战役等。1949年8月,因伤转业到蚌埠市,历任市工业局局长、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组长、市计委主任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。1987年离休。

【老骥伏枥】

“晚年唯好静,万事不关心”是某些静心养生的老人的状态,但对于为共产主义奋斗了大半生的王明义来说却非如此。他的血,依旧滚热。年届百岁高龄,让老人家已经耳背到很难听见外部的声音,但陈设简朴的小客厅里,电视依旧播放着他最关心的事情——新闻主持人正在播报:“我国一季度工业经济恢复态势良好……”

他们那一代共产党员,吃了太多的苦,才让中国变成了如今模样。他们虽已年迈,但对中国的未来,依旧无比关注,希望能够发挥余热。这样的不忘初心、永葆本色,应该薪火传承,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付出艰巨艰苦的努力。

“草鞋队”真能打鬼子

1922年10月,我出生于巢县夏阁镇横担王村。家有十几亩地,还承租地主家几亩地,正常年间还可维持生活,稍遇干旱、水灾,生活就比较困难。我自七八岁在家放牛,直到1932年才到贾家场小学读书4年,农忙时还得回家放牛。1936年,爱国将领冯玉祥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。在他的宣讲中,我知道了日本已占领我国东北三省。在他的影响下,巢县周边各中小学校也同时宣讲抗日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,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巢县后,也常到我们农村实施“三光”政策,杀烧抢掠,无恶不作。日本鬼子进村,我就牵着牛到水网地区躲避,全村人都外逃,这样颠沛流离、衣食无着的日子真难过。

经已参加新四军巢县抗日游击大队的缝纫工王尚龙介绍,1938年12月,我趁夜色掩护,经过夏阁镇向北,到汪家桥参加新四军巢县抗日游击大队。当时我仅16岁,他们见我年龄小、个头矮,要我等两年再来参加游击队,怕打仗时我跑路不行,我讲我能跑路。第二天早上,我携带一支长枪跟部队跑了七八公里,觉得枪背带长,枪木托打右小腿肚,于是将枪横扛在肩上跟着跑,没有掉队。就这样,游击大队批准我留在一中队当战士。

那时部队向群众宣传抗日,一开始老百姓不相信新四军,说国民党中央军那么多人,有好枪好炮都不敢打日本人,跑到江北丢掉武器,换上老百姓衣服逃跑,你们队伍人少、武器不好,脚上还穿着草鞋,这样能打日本鬼子吗?还不如叫草鞋队、要饭队。他们家家信神,参加红枪会组织,家家都供香火,烧香敬神,连房子都不让我们部队住。我们只好住村庄外边,红枪会还派人监视我们。我们部队到和县长江边多处打日伪军据点和运粮资敌的汉奸,红枪会在一边跟随,看我们部队是不是真的打日本鬼子、打汉奸。他们眼见为实后,才派人帮助我们将缴获的汉奸运给日本鬼子的粮食、白糖、鸡蛋往他们家乡运,我们把缴获的东西分给他们一半,再用粮食、白糖换他们手里的枪支。直到这时,他们才请我们部队住进房子,还杀猪慰劳我们。抗日战争期间我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作战参谋,经历了多次战斗,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,就是三打来安城。

“有打有拉”拿下来安城

1939年春节后,我们部队经肥东县梁园镇进入定远县藕塘镇,这里是我们部队后方,有“小莫斯科”之称。在这里,新四军第四支队第8团第1营营长成钧率部分出,另编一个团,我们巢湖抗日游击大队即编为8团1营。7月,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8团为基础成立新四军第五支队,罗炳辉任司令员。在成立大会上,罗炳辉作誓师东进讲话,宣布经党中央、毛主席批准,新四军第五支队正式成立。他说,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发展壮大武装力量,为了更好地完成东进抗日的任务,必须搞好整训,提高杀敌本领。

五支队刚成立时,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要求我们挺进来安县东北半塔集游击区,建立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,罗炳辉带领支队党委一面抓部队建设,一面派支队政治部主任方毅带领先遣队到路东侦察。方毅等返回后,罗炳辉根据敌情,调整和部署了东进的各项准备工作。9月下旬,罗炳辉和支队政委郭述申率我们8团和15团向东挺进。经过几天艰苦行军,通过日伪军严密控制的津浦铁路到达半塔集。我们8团1营经过来安县复兴集、舜山集、张山集一带,在路东各县配合政工干部、战地服务团团员,组织扩大了部队,建立游击队。到1939年底,第五支队在路东地区扎下了根,各项工作都有很大进展。支队所属3个团得到充实扩大,并组建了教导大队,各县也组建了游击队,各种群众组织也建立起来。由于罗司令在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过程中屡建战功,中央军委任命他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,仍兼五支队司令。

位于津浦铁路南段东侧的来安县城是苏皖边境军事要地,日军多次企图占据,终未得逞。五支队在来安、盱眙两县接合部活动时,驻滁县、张八岭的日伪军有800余人,他们扛着太阳旗趾高气扬地向来安城进发。为此,罗司令决定狠狠教训来犯之敌,以扩大五支队的影响,鼓舞路东军民的抗日士气。

9月2日,罗司令带领我们8团星夜赶到舜山集南的梁庄,命令部队占领有利地形、做好伏击准备,并派人通报国民党来安县县长,第二天日伪军两路来犯。但是,派往来安县城的参谋飞马回报,来安县长张北非和县常备大队已经弃城逃跑了。闻此,罗司令痛骂他们“哪有抗日的样子,真是中华民族的败类!”骂过县长,罗司令带领我们进入阵地,战斗从中午持续到天黑,猝不及防的敌军被拦腰一击,丢下一路尸体,仓皇夺路逃进来安县城。夜间,罗司令布置便衣武装进城,在日伪军中骚扰,把战火点燃。悄悄溜出城的日伪军竟互相残杀起来,急骤的枪炮声震响一夜,天亮时精彩的“狗打狗”才止息。罗司令派人把来安县长张北非找来,对他说,县长还是你干。有人不解,罗司令说,“要搞统一战线,既要敢打,又要会拉,拉他一个,能影响一大片呢。他搞团结,欢迎,他搞磨擦,不怕,反正是我们网里的鱼嘛。”当天下午,我们8团占领来安县城,张北非来到罗司令面前,感恩戴德地说:“久闻罗公大名,今日一见,三生有幸,贵军救了来安县城黎民,张某感激不尽,日后请罗公多多吩咐,张某愿为抗战效卑微之力。”罗司令对待张北非的做法,在来安县中上层人士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。张北非在担任县长期间,为新四军说了一些公道话,为移驻来安附近的新四军部队筹集粮款,做了一些有益抗战的事。

为巩固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,1939年11月,五支队从来安作战略转移。一小队日军和汉奸王国六所部伪军400多人偷偷摸摸地进了来安县城,妄图对五支队报复,在离来安城西十多华里的八石山设埋伏,企图突然袭击五支队。罗司令根据侦察情况和分析敌我情况后,召集干部研究制订反击作战方案。在讨论会上,他说敌人虽然占据深宅大院,但是他们对外围环境不熟悉,主力又隐蔽在外,我们依靠群众和本地战士,趁夜色拆去围墙,人从暗道进入敌人心脏,来个中心开花怎么样?大家同意罗司令提出的方案,完善了许多细节,当我们8团一举攻占来安县城后,埋伏的敌人慌了手脚,方知被罗司令杀了回马枪。

1940年5月麦收时节,日本鬼子和伪军1000多人,携带大量运输工具,趁夜色冲向来安城抢夺粮食,老百姓立即告诉我们部队。罗司令召开会议研究,决定用火攻的战法保卫归仓的粮食。为此,他命令8团1营从城东北角下水道进入城西,2营攻占城东南老油坊,10团攻占城东南的水口镇,三路大军配置成三角形,将敌人围在正中央。次日凌晨,战斗打响,轻重机枪齐发,手榴弹、炸药包在日伪军火力点上开花,炸药包和捆上浇透桐油破布的手榴弹爆炸并燃烧,转眼间敌阵火海一片,浓烟腾烧,日伪军在烈火与黑雾中鬼哭狼嚎,100多名日本鬼子、300多名伪军在火海中毙命,负伤与幸存的日伪军没有捞到半粒粮食,慌慌张张地逃向滁县。

由于新四军战略战术的灵活机动,日伪军实感难以招架,不敢轻举妄动,我们五支队力量得到壮大,驻军从马集、施家集、水口镇、雷官集、大英集东南扩展到仪征、六合等地区。新四军三打来安县城,罗司令和五支队威望大振。

此后的抗日战争时期,我又参加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攻击的战斗,保卫半塔集的战斗,开辟淮宝地区的战斗,夺取西大桥的战斗等一系列战斗。1945年秋后,我们华野二纵北上山东,开始转战山东战场,我参加了孟良崮战役、济南战役等。淮海战役期间,我左下肢和右脚5处受伤,伤愈后转业到蚌埠工作,人生也转移到了“工业”这条战线上。

从“电灯不明”到机械出口

解放初期,蚌埠的工厂企业来源主要有两部分,一部分是由解放区搬迁而来,另一部分是蚌埠自己本土创建、发展而来。

当时,鉴于“马路不平、电灯不明、电话不灵”的实际状况,首先在光明街成立了电灯厂。后来,又相继建立/改造了义聚永锅厂、福昌火柴厂,以及两个面粉厂——信丰面粉厂和宝兴面粉厂。宝兴面粉厂老板是杨树诚,有人叫他杨三,因为他曾经给日军捐赠过一架飞机,所以当时称他为汉奸,以致解放不久该厂就被没收。此外,还有大来烟厂和小油厂、小织布厂、小铁工厂等,工厂总共不到十个。从解放区搬来的工厂也有一些,像蚌埠烟厂、八一烟厂、建华肥皂厂等。蚌埠烟厂,原来叫东海烟厂,是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在苏北创建的,部队到蚌埠时,烟厂也就跟着部队搬迁到蚌埠。

1950年,我们创建了最早的麻纺厂。创办麻纺厂的出发点,主要是为了生产救灾,即只干活不发工资。后来,经济效益好转,开始给员工发一部分工资。电灯厂用柴油机发电,发电量特别小,因此用电很紧张,而信丰、宝兴面粉厂用电则是通过烧锅炉发电。鉴于生产用电困难,蚌埠又建了一个电厂。当时,市民吃水要到二号码头和三号码头去挑,有的使用大车拉水,比较麻烦,后来我们又建了一个自来水厂,建成后方便了市民吃水。蚌埠建设规模比较大的工厂是蚌埠肉联厂,由苏联援建,是当时全国大规模的肉联厂之一。此外皖北铁工厂也是我们自己动手创建的。

蚌埠解放后,我最初是在信丰面粉厂工作。7个月后,我又调到皖北企业公司企划部任副主任。一个多月后,又被调到国营皖北铁工厂,该厂后来曾改称安徽蚌埠农业机械厂、蚌埠空压机厂,我在此工作了6年多。

一个城市要想发展,没有机械行业是不行的。我们就从宝兴面粉厂维修车间抽调了一部分人员以及一部分机器,然后又在天津、常州、无锡找了部分人、购买了部分机器,组建了皖北铁工厂。这个厂刚成立时是搞维修,修锅炉、修机器。但是,光搞维修也不行,于是就计划生产机器。因为当时技术力量薄弱,所以对于生产什么类型的机器,也进行了认真思考和研究。考虑到淮北农村山芋种植规模不小,于是决定研究生产山芋切片机,将山芋切成片,以便晒干保存。后来,皖北铁工厂又设计生产了为农业服务的水泵,用于农田灌溉,再后来就生产空压机。

空压机在工业中是一种通用机械,很多方面都能使用。1953年,我们研制生产出3立方米、6立方米两种类型的压缩机,这在全国是最早研制生产的,因此,国家认定蚌埠生产的压缩机是专业机械。我们研制生产这种空压机械的时候,既没有图纸,也没有样机,只在上海找到一台报废的压缩机,零件已经残缺不全,我们参照这个压缩机进行描绘,然后再慢慢完善。由于技术力量弱、设备差,最初生产的产品试用效果不是非常好,产品拿到开滦煤矿试用时,就不那么好用,特别是保险阀片,钢处理得不好,阀片容易坏。经过二三年的研究试验,质量逐渐得到提高。

蚌埠压缩机从1953年开始研制,到1956-1957年间,已经能出口了。在此期间,我们还生产过机械冲床,也研制生产过胶板印刷机,因为正处于创业阶段,所以什么都想尝试,希望能创出蚌埠的品牌。就全国范围来看,蚌埠出口工业产品相对来说是比较早的。1953-1954年间,除了研制压缩机以外,国家还让蚌埠市研制农业机械,目的是要搞农业机械化,研制生产双轮双铧犁等,再加上之前已生产出的水泵,都属于农业机械。省里的意见,要让蚌埠的农业机械发展成为安徽省的品牌。农机生产告一段落后,厂里又开始大规模生产压缩机,时间大致在1957-1958年间。

缺什么,就自己研制生产

1956年底,我离开空压机厂到市工业局任职(当时没有重工业局和轻工业局之分)。此时,蚌埠工业虽然发展不快,但工业基础比合肥、芜湖都要好。像蚌埠玻璃厂是生产保温瓶胆的专业厂,产品质量很好。我们制作保温瓶胆的原料是凤阳产的,是全国最好的,因此我们就想搞规模大一些的玻璃制品厂。

当时,还有一个较好的条件,就是在1956-1957年间,北京的玻璃设计院要搬到蚌埠,这样我们解决了技术问题。他们来的时候,蚌埠条件也不好,很困难,为此,我们专门建了一栋简易的办公楼,划拨出一层给他们使用。北京玻璃设计院总共来了四五十个技术人员,他们帮助我们搞调查、设计图纸。当时我带了二十几个人,也就是后来筹备办厂子的班子,筹办的工厂有:酒精厂、啤酒厂、针织厂、毛纺厂等。

当时,蚌埠肉联厂是全国最大的肉联厂之一,产生的皮革和皮毛也相当多,为了综合利用,我们就创办了毛纺厂。1957-1958年间,我们创办的毛纺厂有一毛、二毛、三毛、四毛等。一毛搞粗纺;二毛搞精纺,做些好的布料;三毛搞毛线;四毛搞毛毯。至于创办酒精厂、啤酒厂,主要因为当时蚌埠市面上销售的啤酒好多人喝不习惯,打算自己创办一个,为此市里还派人到哈尔滨学习。因为没有经验,担心产品销路不好,于是就先创办了一个年产二三千吨的小啤酒厂。继而,又创办了毛巾厂、制线厂。纺织行业的工厂创办了不少,轻工业也不少。重工业方面,除了建设机械厂,还有机床厂,这是为战备需要而建的工厂。再如烟厂,以前主要是手推机制烟,真正使用卷烟机的很少,推广卷烟机后,效率提高很多。

1958年后,蚌埠工业发展较快,各局的积极性也高。全市当时有十来个厂,毛纺机械、轻工机械、冶金机械、纺织机械都有,机械厂发展得比较好。我们的观点是,缺什么就自己研制、生产,自己补充。

1958-1959年间,全国都在大办钢铁,发展迅猛,为此,蚌埠市还成立不少局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,大办钢铁是头等重要的事,工业局只能以大办钢铁为主,其他工业生产就有点顾不过来,但又怕影响其它工业的发展,所以工业局就分成重工局和轻工局,以便各司一职。我到市重工局任职。重工局又分为机械、冶金、电子、建材、化工五个局。轻工又分为一轻、二轻、纺织等。原来的工业局分成七八个局。

工业局分解后,各个局的积极性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高,都想把企业做好、做大,想尽一切办法把企业生产搞好。我任市重工业局局长时,主要分管机械。当时,蚌埠有五大机械厂,即:空压机厂、机床厂、柴油机厂、拖拉机附件厂和隆华机械厂。隆华机械厂原来叫水利机械厂。水利机械厂、柴油机厂和水利制品厂都曾经是治淮委员会的下属单位,后来都交给市重工业局。

后来,我又在由工业部和交通局合并而成的工交部担任过副部长。在市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(主持工作)、党支部书记任上,我经历了“文革”动乱,自己也被“批斗”。到“工业革委会”任职后,我主要抓安全,防止工厂发生武斗、致人死亡的事件,发现情况想尽一切办法制止、劝阻。此外,还要想尽一切办法,把被批斗的老干部解放出来,让他们继续工作,抓工业生产。

1979年,我被任命为市革委会副主任。1980年,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我为副市长,分管计委、经委等,都是我熟悉的工作,后来又安排我分管城建、人防。任副市长时,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工业生产上面,直到1987年离休。

(特别鸣谢市委老干部局、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给予本文的大力协助。)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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